|
【人民报讯】文革博物馆最大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展出遗物，让人“凭吊”，而是以实物和语文说明提供思辩的条件，让参观者可以从中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这类问题。 读了言论版上徐弘炯君寄自荷兰的来论（9月14日），想谈谈“如何面对历史”的议题。针对徐文《该怎么面对“文革”？》这一问，笔者的回答是：该有一部客观平实而分析深入的文革史，留作后世之鉴。理由很简单，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但教训却是跨越国界的。大家都想知道，政治运动造成“浩劫”，真相到底怎样？请注意，下个“文革”的舞台，并不一定仍在中国。 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牵涉了四分之一人类的一场风暴。这场风暴除了产生批斗、暴力等现象之外，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耗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部完整的文革史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这本论著目前还没有出现，未免是一种遗憾。 文革博物馆 徐文是为了反驳林敏的一篇文章《中国应面对“文革”》而写。其中指出，“把日本侵华战争和文革相提并论，是不合逻辑的”，这点笔者深表同意。文革是民族的内耗，而不是外族入侵，因此二者本质不同。但，徐文说因美国人不建越战博物馆，所以中国人也不应建文革博物馆，恐怕也犯上同样的逻辑错误：越战与文革本质不同，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当然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至于说，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幕后”建了个网上中国文革博物馆，所以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理由也很薄弱。照我看，由于美国人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中国人自己更应建立一个博物馆，给文革及其影响作出公正客观的总结，方为上策。 当然，“公正客观”是什么，律人和律己尺度在哪里，都是十分难以拿捏的。许多人到北京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都觉得它建设堂皇，令人艳羡；然而这么大的一个馆，却对十年文革只字未提，也是使人惊讶不已的地方。 设立博物馆，无疑与创建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博物馆最大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展出遗物，让人“凭吊”，而是以实物和语文说明提供思辩的条件，让参观者可以从中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这类问题。 怎样对待历史？ 徐文提到，博物馆实物“会把人们带入血腥、带进愤怒，从而可能危害到今天和明天的社会”，那恐怕是种片面的预测，博物馆反应如何当然也要看“受众”是谁而定的。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群众还是容易激动的，容易受误导的，因此不提过去，稳定压倒一切。但同样令人迷惑的是：面对过去，是否就不能保持稳定？相反的，不检讨偏差，是否就能避免错误不再重犯，悲剧不再发生？ 笔者向来反对以挖人疮疤、幸灾乐祸这类阴暗的心理看文革，或看任何灾难。（因为我相信报应。）怎样对待历史事件，确与当事人的心态和气度有关。同样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忏悔赎罪，日本人暧昧躲闪，便有天渊之别。而在这件事情上，两者绝对可以相比！ 此外，即使文革博物馆未建，文革全史未出，也并不表示文革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反映出来。因为中国人还是个有文化的民族！倘若你对郑念、张戎以英文写的小说不以为然，以中文写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也着实不少。 据了解，这些源源而出的文学作品，是1970年代末期的潮流，并得到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所鼓舞。作品包括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谌容的《人到中年》等。晚年觉醒的巴金，写出《随想录》；88高龄的季羡林，也有《牛棚杂忆》。学者刘再复探讨为何中国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议题时，也曾在鸿文中追述了文革的影响。 文革的恶果 个人认为，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这三部曲，是对文革最有概括力的描述。这三个中篇表现了三个层面，即知识分子的埋没、大自然的破坏与教育事业受到摧残。实际上，中国目前仍在承受着这些恶果。读了这三篇小说，你会明白文革的过去是可以深刻地检讨的，绝对不用血淋淋。 文革的发生，当然也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曾被打为“走资派”的一名中共老党员马识途（看来是笔名），便在著作《沧桑十年》中提出一番探索。据港报引述，书中这么写道：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是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和在中国历史现阶段发生的，也只有在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发生。邓小平在说到过去的错误时说：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认识、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有不少弊端，如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拔扈、贪赃枉法等官僚主义，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什么人说了算，独断专行，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马识途的一家之言。 徐文的主题是：“外有洋人，不谈家丑”。细想一下，文革的悲剧，是不是也因这种极度惧外排外的思维而产生的呢？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告诉中国人，发动文革，是为了对付“帝”、“修”、“反”——即西方的帝国主义、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于是全国陷入了“抓鬼”运动中，人人都自称忠于毛主席，都说对方是外国代理人……。 其实在19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极端反共，也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掀起过类似的“猎巫”（Witch-hunting）行动，给社会造成了分裂与动荡。但大量的文献、记录片和文艺作品显示，美国人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其践踏人权的做法予以谴责，并不因为这段日子不光彩而绝口不提。(http://renminbao.com)
|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