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胡適先生一九一四年在其《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美國學者Goldwin Smith的話，胡先生把這句話譯爲「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如果要想再簡潔一點，不妨爲：「國家之上是人」。

什麼叫「國家之上是人」？

一九八八年，澳大利亞新的國會大廈落成，它坐落在一個小丘之上，面對山崗，居高臨下，氣勢如此非凡。但，奇怪的是，大廈上面特意鋪了一層綠草地，用以供遊人在其上休憩、散步和玩耍。這樣的設計當然有其用意：人們可以活動在自己的議員頭上，因爲，公民的權利高於一切，包括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國會。

這就叫「國家之上是人」。

如果換一個語境，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叫做「國以民爲本」。可惜這句話到此爲止，如果往下續，按其邏輯，豈不就是：民在國之上？

道理是顯然的，但它常常被遮蔽。

既然民爲國本，無民則無國。那麼，有民呢，是否可以無國？亦可。比如原始人類的伊甸園時代。但，伊甸園裏不伊甸，人類身上那永恆的蠻性遺留總是要使他們相互侵害。哪怕就是爲了安全，人們也需要一種機構保護自己，而國家就是作爲這種機構因約（契約）而生——這就是西方契約論中的國家源起。

具而言，人們是這樣組成國家的，即擁有自然權利的人們——這個權利也叫「天賦人權」——把自己的權利割讓出一部分，讓渡到那個叫做國家的身上，國家因此便獲得由每個人的權利轉換而至的權力。從權利到權力，一字之轉，前者叫「人權」，後者叫「主權」。它們的關係式，不妨就是一句話：權利乃權力之母。

作爲母權的權利（即人權）優先於派生的權力（即主權），這本是常識。可是常識卻有意被顛之倒之，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比如兩三年前有關科所沃的議論。顯然，那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攪混。

還濁於清，此其時也。

把人權與主權放在一個國際語境中，如果一個主權國家正在肆虐自己的公民——比如當年「紅色高棉」大肆屠戮柬埔寨人民，那麼，作爲一個更高的權力力量比如聯合國，是否可以對其干涉？答案在我這裏是肯定的，而且毫不猶豫。與其說這是國際力量干涉主權，毋寧說是在保護遭到主權侵犯的人權。

此即：當主權與人權一致時，干涉主權即干涉人權；當主權與人權爲敵時，不干涉主權即背棄人權。全部問題就在於主權對人權的態度。在這裏，主權其實是佔有主動權的，它被幹涉，也是自找。想想兩三年前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發生的事件吧，當時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格魯克斯曼一篇《以歐洲的名義阻止納粹悲劇重演》表明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應有的價值立場和傾向。這題目在我看來不如就是「以人權的名義……」

以人權的名義，我寫下了如上的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