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來已經一年多了。這一年多有機會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交換對中國的看法。我感到，在中國的學者與在美國的學者之間對中國現狀在認識上有很大差距。美國的學者普遍對中國的現狀和前景更持樂觀態度，國內學者相比要悲觀得多。

我問過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你們根據什麼做出這種樂觀的評價？據他們講，依據主要是兩點，一是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種經濟增長指標以及統計數據，二是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幾個城市親身遊歷後的印象。這使我感到，這些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信息渠道有問題，這可能會導致結論的錯誤。

我告訴這些美國朋友，在大陸讀統計數字是一門本事，需要先對中國具有常識層面的了解，並下功夫仔細推敲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例如，國家經濟信息中心有報告說，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１％，就能夠提供約一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目前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約爲２００萬左右，每年國民經濟增速爲７—８％，也就是說新增７００萬—８００萬個新的就業機會，除了２００萬需要提供給新增勞動人口，其餘６００萬左右可以消化原有的失業人口。同樣據國家統計局公佈，中國城鎮失業人口在９０年代中期據稱只有１０００多萬。如果統計數字公佈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問題，在連續１０多年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的失業現象不但應當完全消失，還有多餘的就業機會提供給其他國家的失業人口。但中國的統計數據就是這麼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以來連續２０餘年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持續的高失業。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無法用歷史經驗解釋。

有關失業的統計口徑也是有問題的，我曾經了解過國家統計局失業的統計口徑，據說是平均每天工作一個小時，每個月三個工作日就算「就業」。我最近要計算失業率，仔細讀過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的統計年鑑，結果發現即使依據官方數據，真實失業率數字也高達２１％，這還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那就高達３５％以上。更何況還要考慮中國是一個嚴格控制新聞的國家，如果僅僅依據政府公佈的資料作研究，其中的缺失可想而知。我曾經說過，如果僅僅根據報紙就可以對一個國家做出結論，那麼將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與中國政府的《人民日報》加以比較，只會得出一個結論，美國是一個問題叢生的國家，而中國人民卻生活在天堂裏，那裏的領袖熱愛人民，官員廉潔奉公，人民守法，樂於助人，整個社會安寧幸福且富足。但這種結論可靠嗎？

外國人對北京上海等四個城市的印象很好，當然有道理。不僅到中國的外國人有如此觀感，我們中國人也感到這些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巨大變化。但問題是，這幾個城市能代表中國嗎？要知道，９０％以上的中國人並不生活在這幾個城市，而是生活在貧窮的農村與日趨衰敗的中小城市，所以我稱這些城市爲中國「現代化的櫥窗」，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現代化成就的展品，並不反映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那裏的生活的確讓人滿意。但我的老家湖南省邵陽市，從９０年代開始，失業現象就一天比一天嚴重，到１９９６年起，就連公務員工資都經常拖欠。而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卻相當多，生活在這種地方的人生活十分困難。

康曉光的研究很有意義。康曉光將問題揭露得很徹底，在國內做學問，在揭示問題方面不能比他更尖銳了。我不同意的是他認爲穩定能繼續下去所持的理由。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個比喻，認爲中國現在就象佈滿乾柴的房子，隨時有可能起火，但中國政府卻好象一支設備齊全的消防隊，並且正在增加更強大的消防設施，這些設施不但可以隨時撲滅燃燒的火焰，還可以將任何火苗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國的穩定完全可以依賴中國政府所具有強大的「消防能力」。這個結論我表示懷疑。

首先，我想問的是，如果政府花費巨大的力氣，採用種種極不光彩的政治高壓與特務手段，加強對公共領域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控制，維持的竟是這樣一種表面穩定，生活在這種「穩定」狀態下的中國人有什麼幸福感可言？這樣的「穩定」距離現代民主政治的距離是不是越來越遙遠？這種要中國人民與中國的未來支付沉重代價的「穩定」是否值得長期維持下去？

其次，我懷疑這樣的穩定能繼續維持。我早在幾年前寫的那篇《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裏就談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就開始合流，一些專業便於爲政府服務或市場化的知識精英出於利益考量，主動依附於精英集團，併爲目前這種統治格局作種種辯護。康曉光的文章談到知識精英們認同目前的威權政治，不完全是出於政府的收買政策，而是認爲中國只可能走威權政治的道路，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據我所知，部分知識分子從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這樣的穩定，相反認爲這種穩定對中國未來長遠的發展極爲不利。在國內，從９０年代以來，一批獨立學者一步步深入研究中國的問題，並且也有了一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我感到，海外學者在認識中國的問題上，與國內學者有五年的時間差，也就是說，中國國內學者今天認識到的問題，海外學者可能要五年以後才能達到這樣的認識。這裏面當然不完全是信息來源問題，還有別的一些利益考慮。

根據康曉光的描述，中國政府可以依靠高壓繼續維持統治。我想，政治高壓可以在短時期內起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維持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否則，今天世界上應當有許多很殘暴的政權還存在。穩定顯然需要其它條件，一般來說，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生態系統，這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底座；二是文化親合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信用；三是政治整合力，而且主要不是指中國目前這種高壓政治。讓我們看看三個基本條件在中國的情形。

第一個條件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１９８８年我就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做《人口——中國的懸劍》，由走向未來叢書出版，主要研究清代中葉到改革之初的人口問題。中國人口衆多，人均資源極少，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中國目前失業現象嚴重的根源所在。改革以來由於對生態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非常嚴重，沙漠化面積已經佔中國國土面積的３８％以上，從南到北七大水系，兩江兩湖都已經被嚴重污染，飲用水源已經出現短缺現象，尤其是大中城市缺水現象日益突出。如果照目前這種嚴重透支生態環境的開發方式繼續「開發」，這個生態系統無法支持中國人未來的生存。鄭義寫的＜中國的崩潰＞談的就是中國的生態危機，大家也可以讀讀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年發佈的環境報告，只要對數字有點感覺，就不會不注意到中國人的生存底座已經出現嚴重問題。

第二個條件則是文化親和力。作爲文化親和力的核心是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我將信用體系分爲三個層次。一是國家，二是社會中介組織，三是個人。國家信用破產可以表現在統計數字造假上，政府壟斷了一切信息的供給，但卻是虛假信息的製造者與提供者。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早已下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對於媒體上所說的許多東西，有頭腦的中國人也持不信任態度。比如深圳人就說《深圳特區報》的頭版除了報頭和天氣預報是真實的，其它都是假話。作爲社會信用的中介機構律師行業，其職業操守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懷疑，律師自己就宣稱打官司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關係，打官司成了打「關係」。會計造假問題也很嚴重。每年三月北京召開「兩會」期間，政府答覆兩會代表質詢時提供的事實，從１９９６年開始，每年由政府查處的造假帳案件就高達１２０００到１６０００起。中國人現在根本就不信任這些所謂代表社會信用的中介組織。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銀行的壞帳問題，中國銀行壞帳相當嚴重，據說政府有三套數據，每年對外公佈說是１２％，另外一套在較小範圍內公佈的是２０％多。但這兩個都不真實。

１９９９年深圳市撤掉了《深圳商報》的總編輯，事件起因是該報編輯登載了該報記者採寫的一篇文章，記述一位從北京來深圳檢查工作的央行負責人在內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該負責人透露銀行的壞帳其實已達到４８％。那個參加會議旁聽的記者剛參加工作，編輯也不細心，結果照登出去，輿論譁然。這位總編輯因此掉了烏紗帽。至於個人之間的信用也早已崩潰，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中國過去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現在則變成「殺熟」，不少人行騙就是從老鄉、熟人與朋友之間開始。四川有不少農村女孩子到城市找工作，最後就是被老鄉騙賣作妓女，這種案例幾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國的報紙上看到。

第三個條件是政治整合力量。中國目前之所以能夠維持表面「穩定」，其實完全是依靠政治高壓做爲整合力量。而所謂政治整合手段是在組織路線上依靠抓小辮子等把柄控制官員，利用反貪污腐敗排除政治異己是近幾年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國官場非常腐敗，官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問題，但利用反貪污腐敗整誰則是有選擇的。還有一點則是壓制一切不同聲音，如對敢於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知識分子採取特務手段嚴厲打壓，控制公共領域等等，消滅一切有組織的力量，如對下崗工人與農民當中的有組織活動無情鎮壓。但這一切正好與現代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相悖，中國現在的模式可以說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政治層面完全又退回到改革之前的專制政治模式。

根據上述三個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我覺得中國目前的穩定很象火山口上的穩定。《民主》雜誌曾邀我寫文章談中國的穩定，我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火山口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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