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童年的日子里，每逢佳节，当我们许多人家欢欢乐乐地团聚时，邻居一位老伯总是孤独一人、以泪洗面。

今年新年，老伯又讲起了他的故事，老伯说：

“大约在1956年5、6月，那时天气开始有点热，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一个大厂当科长。一天，党委书记来找我，征求对一件事的建议，我说了自己的看法，书记说他有别的想法。

我说，我的建议你用不用都无所谓，反正都是你说了算的。哪想到，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而来，把我弄得莫名其妙，这样我就被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我的青春就在劳动教养所里荒废了。后来，书记说，我们冤枉你了，给你平反吧，你回厂吧。

那知道，书记话音刚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又被整了十年，反正厂里有大事小事，我就是“运动员”，被人当靶子。

‘文革’一结束，书记又说，我们冤枉你了，给你平反吧。这会儿，真的把我的档案给烧了。

可是，我的一生就这样了。”

老伯说，“那时好像是防不胜防，现在，那个让我当上右派的建议到底是什么，我实在也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什么大事，是工作中一件很平常的事。

当时，我还以为，自己作为‘反面教员’是为国家作贡献，反正是党的需要。其实，现在才明白，这一切都是‘杀鸡吓猴’的把戏。他们整人，就是一种统治手段。

要知道，我是在为‘党’为国工作中发表了自己独立的意见才惹的祸。有人当今想从体制内给共产党提什么进言，我看你的一片好心将来会成为你反党的证据。”

老伯说，“他们明明都知道整我是错的，‘文革’前就给我平反了；可是，‘文革’又整了我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表示，再也不容许‘文革’这样的事发生了。可是，话音刚落，他们镇压法轮功还不是一样的统治手段，一切没变。明天不知道又会是谁？”

我问，“老伯，您家里受牵累了吗？”

老伯说，“我被定成右派后不久，妈妈打电话来。我说，妈妈，你不要再打了，我是右派了。妈妈不久就去世了，那次电话也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妈妈是为我而……”

老伯说着，开始了低声呜咽抽泣，我赶紧转换话题，但为时已晚，热泪已经挂满了老伯的脸。

新年说“平反”，真有点“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觉。无意触动了老伯的记忆，不知道应该责怪自己庸闲，还是责怪那些伤了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