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社中央社记者廖真翊12月2日报导，诺瓦克说，中国当局的一些部门，“特别是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曾多次试图阻碍或限制他了解一些情况，在他下榻的酒店和周围地区，经常受到情报人员监视，许多他要求会见的酷刑受害者及家属受到安全人员恫吓、警方监视，或是阻止、指示他们不得前往会面。

与过去访问其他国家不同的情况是，诺瓦克不能自行前往关押场所探视，他必须在外交部官员陪同以及提前一个小时通知的前提下，才能访问拘押场所，并且不被准许携带摄影机或其他电子器材。

他特别指出，在与在押人员交谈的过程中，观察到显而易见的恐惧与自我约束，这是在以前访问中从未遇到过的，有相当多在押人员不愿与他交谈或要求保密。

在这些条件限制下，再加上访问时间有限、中国幅员广阔等原因，诺瓦克承认，要就中国酷刑和虐待情况达成一整套研究结果和结论“具有局限性”。

即便如此，诺瓦克经过十三天的访问后仍发现，酷刑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

他说，中国虽然是最早批准“反酷刑公约”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对酷刑的定义不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不留下物证痕迹的身体或心理酷刑，在中国很难或不可能受到相应惩罚。

此外，中国缺乏有效禁止酷刑的基本程序性保障、缺乏对羁押场所的独立监督机制和有效的申诉机制，尤其在访问期间注意到申诉机制的效率低下，乌鲁木齐第四监狱的检察官，在过去十年竟未曾收到一例酷刑申诉。

诺瓦克特别针对中国的劳教制度提出批评，他说，强迫管教是一种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中国劳教制度的目的“是打垮在押人员的意志，改变其人格，这些措施已涉及到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甚至可以视为酷刑。

诺瓦克指出，在民主社会中，立法制定涉及自由权利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顺从的行为，而是为了保护非顺从的行为。根据国际人权法，国家对表达政治观点、宗教信仰、道德价值或少数意见的干预，只能在其构成煽动仇恨和暴力或直接威胁国家或公共安全的情况下。

他说，一个对持非顺从意见公民实行国家性监视并对这些“偏离的行为”采用劳动教养等方式进行严厉惩罚的制度，似乎有悖于建立在人权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核心价值，并导致恐吓、顺从、自我检查和“恐惧的文化”，从而干涉不受非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惩处的权利。

他为此建议中国当局废除劳教制度，废除监狱、看首所和精神病院的类似管教措施，废除“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这类不准确、笼统的犯罪定义。

此外，诺瓦克对死刑犯的境遇表示关切。他说，在北京市看首所会见一审判处死刑等待上诉的犯人时发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吃饭或上厕所等时间，他们被要求二十四小时戴上手铐和三公斤重的脚镣。

诺瓦克认为，这种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待遇，对于已因判处死刑而精神紧张痛苦的人来说，“是另一种型式的惩罚”。他因此建议中国当局，对死刑犯的待遇应与在押人员一样，获得人道待遇和尊重人的尊严。

诺瓦克下午在联合国驻中国代表处举行记者会，他期待与中国方面进行长期合作，以消除酷刑和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