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尊嚴是如何逐漸流失的？

楊武事件關係到人的尊嚴，而且是人之所以爲人不能失去的最後一點尊嚴。對楊武的感覺，我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8個字來形容。不管人們用無數理由來爲其辨白並施予同情，他在那兩小時內無所作爲的坐視，已經徹底出賣了他的妻子，拋棄了他最後的一點尊嚴。楊喜利這類垃圾，本就是天朝物產，從古到今從未絕跡，只是本朝特別多，這點，我早就用「精英流氓化，下層社會痞子化」來說明。

但楊武的卑怯、懦弱，以及他將活着看得比人格尊嚴重要，所有這些品格特質與觀念，都應該歸功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社會。在長途客車上坐視女友或未婚妻被辱的事情其實在中國早就發生過若干起，楊武事件遐邇皆知，只是拜互聯網之賜。但施暴者母親事後還那麼理直氣壯地指責受害女子勾引其兒子，只能說社會有病，個體有病。社會有病，病在不少人已經喪失社會良知，楊喜利的母親就是喪盡良知者。個人有病，病在不知於人而言，生命的意義在於尊嚴。但中國人的人格尊嚴，不是在楊武身上失去的，早就在生活中一點一點地流失，只是大家假裝看不見罷了。

近30年以來，最能說明中國人的人格尊嚴流失的是男人對自己至愛的姐妹妻女的態度。早在90年代初中期，我親眼目睹了中國社會底層成員大量將姐妹妻女當作脫貧致富工具。東南沿海一帶的低級妓女，許多人就是爲了讓家裏早日脫貧，蓋房爲兄弟娶親。在當時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者月工資不過一、二千元之時，這些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鄉村女子能夠往家裏數千上萬地寄錢，家裏人並非不知道她們乾的什麼營生，不但接受，只嫌不夠。

那時候我還在國內，媒體報導這些現象時，幾個常見的理由一是個人墮落，二是強調賣淫者家中父母生病，均說成是被迫。雖然我了解的許多人根本不屬於這類情況，他們只是將妻子姐妹的姿色當作「資源」利用。但畢竟沒法做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只能在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的文章裏談說一番罷了。

《南方週末》（2002年12月19日）發表的那篇「被『雞頭』改變的村莊」徹底顛覆了「被迫賣淫」這種精神自慰。記者們經過調查，終於揭露了湖南省漵浦縣低莊鎮25個村莊上千名「雞頭」組織逾千名農村女童和女青年賣淫脫貧的過程：先是雞頭拐賣女童，受害人剛開始抗爭，但因女兒致富之後，便心安理得地把它當作既成事實接受；村民們先是鄙視賣淫發財之家，後是豔羨和效仿，再後來，年輕男子娶妻都以相貌好爲第一條件，因爲相貌好，意味着賣相好。

這時候的譴責還主要是針對底層社會成員。但與此同步，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也紛紛墮落。

從商界的性賄賂發展到公務員獻妻謀升遷

性賄賂在90年代末期就已經盛行，但多是賄賂方將與自己無血緣或無婚姻關係的美貌女子重金養之並獻上，比如福建陳凱找到自己喜愛的美貌女子後，發現自己有所求的官員也喜愛這位女子，忍痛割愛。到本世紀初發生的性賄賂則挑戰男人的尊嚴，開始是上級官員讓下級女公務員奉上肉體，報之以升遷等「照顧」，丈夫假作不知。其中可以在國內公開討論的「極品人物」，是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黨總支書記、總隊長陳光明，這位二級警監除了本部門的職務之外，還榮膺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國三八紅旗手」，第五屆「中國十大女傑」等各種政治榮譽；後來是男性官員爲了賄賂上級，奉上自己妻子。這類現象在腐敗案件中屢有所聞。比如中共河南開封市委組織部長李森林共與300餘位女公務員發生關係，其中好些是女公務員丈夫爲了升官主動奉上。據說李森林對這類女性伴有個稱呼，叫做「貢女」。這種情況本質上與貧窮農村人賣妻女姐妹相同，都是將妻女的肉體視爲商品，去交換好處。差別在於交換者的社會等級越高，所交換的標的物也越高。小民是拿妻女姐妹換錢，官員是換取升遷機會。後者人格上一點也不比那些讓妻女姐妹賣淫的窮人高尚。正因爲本質上是「交換」，交換目的沒達到，才會有憤而舉報者，李樹森案件中，據說就是因有一百餘位沒拿到「好處」的「貢女」集體出面舉報。

這些男女公務員典賣妻子及自身的行爲，其實比楊武更不堪百倍。前者是在沒有暴力脅迫之下發生的違揹人倫底線的交易，目的是通過性交易換來政治資源，是出賣靈魂與肉體的的雙重卑劣；楊武則是弱者面對衆強者的暴力凌虐徹底喪失了抵抗意志，是徹底的怯懦。

人們常用道德墮落來形容目前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其實上述現象已不能用道德墮落來形容，而是無恥，是徹底喪失人之爲人的羞恥感。楊武事件其實掀開了中國人最難面對的真實國情：中國人已經徹底失去了人格尊嚴。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爲了批評楊武這一卑微如塵埃的可憐人。他今後可以改名換姓，從公衆視野消失，重新開始生活。但如果中國人不通過這一事件認真反思一下中國爲何盛產楊喜利與楊武，這類恥辱恐怕永遠將伴隨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