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明確提出要反對現有的強權政治：「幾年來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經陷入了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轍。……正是這一次比一次徹底的反右運動，正是這一天等於廿年的躍進，加速了目前統治集團的死亡。……爲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

《星火》第一期中，還刊登了蘭大化學系學生向承鑑撰寫的《自白》和《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內中寫道：「我們反對的是已腐朽透頂而自己標榜爲英明偉大的所謂共產黨的現政權，並且矢志不移地爲徹底地摧毀它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它們假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對國內人民實行反科學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獨裁統治……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質變的起點，從此它就失卻了改好的可能性，開始公開走上與人民爲敵，與道義、人性爲敵的道路……。」

當時北大「右派」林昭寫的《雖然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一文也刊登在這一期上。

而在擬出版的《星火》第二期中，顧雁在《跋》中概括了當時的社會形勢：「專制統治的魔影籠罩全國，到處是鞭梢劍影，到處是淚痕血跡。人與人的關係已到了空前虛僞的程度，爲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麼真理、什麼道義、什麼愛情、什麼友誼，這一切都不如統治者的意志那樣能立即兌現。」

而蘭大進修生張春元撰寫的《糧食問題》和《論人民公社》對於中共對農民的壓榨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

當今的統治者「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隻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衆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沉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是當代政治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爲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麼的虛僞和無恥。」

蘭大學生何之明的《論「政治掛帥」》則指出了中共實行的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目的是爲了「使人民成爲它絕對馴服的工具」。

…… ……

當人們今天讀到他們當年的文字，仍可感受到那無可遏制的激情，仍可感受到字裏行間表達的對中共專制統治的不滿，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渴望。

在那個絕大多數中國人選擇了沉默的時代，這是怎樣一羣勇敢的、值得敬佩的年輕人啊！他們的名字是林昭、張春元、杜映華、譚蟬雪、孫和、向承鑑、苗慶久、胡曉愚、顧雁……當他們通過現實，認清了中共的倒行逆施後，便採取了反抗的行動：通過串連成立組織，希望促進自下而上的農民暴動，或者自上而下的宮廷政變。爲了便於交流看法、溝通思想，他們創辦了內部性刊物《星火》，意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星火》第一期出版後，參與的人們又計劃將其散發至最高領導層，意在使中共高幹相互猜疑，有些高幹或會受刺激而有所表現。

然而在第二期印出前，參與者因被告發而遭逮捕。當時被列爲全國「第四大案」，並定性爲「反革命集團案」，43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2人、研究生1人、大學生12人、幹部3人、農民25人。其中25人被判刑，林昭、張春元、杜映華則在文革期間先後被害。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星火」案被艱難「平反」，但因爲其言論仍然「過激」，所以仍不可查閱檔案。然而，當年《星火》對於中共的譴責之語時至今日仍未過時，仍讓人們感嘆這些勇者的預見性。誠如林昭當年所言：「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鏈是我們驕傲的勳章！」

的確，在那個黑暗的年代，因爲有了這羣反抗暴政的年輕人，才多了一抹亮色。「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北大教授錢理羣先生如此嘆道。而今天的我們亦可從中學到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