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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最近我接通了被我自己掐斷了近一個月的電話機，手機也經常打開，還是不斷有信息進來，特別是記者：「你現在安全嗎？受到外界的騷擾嗎？」 我說：「我很安全。既沒有受到騷擾，更沒有受到強暴。」 「噢？外界傳說你的計算機網絡被封殺了……」 我說：「那只是有點病毒。我現在工作、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記者們是非常聰明的：「你發表的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公開信，按照過去的情況……，那麼能不能說：現在，十七大以後，中國的政治氣候、環境變好了？」 我說：「可以這樣說吧！」 記者：「外界很關心你的安全。有人說：你的安全可以成爲中國政治的風向標？」 答： 「是的，其實國內民衆更關心我的安全。我這樣假定：如果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們就成了黑社會；如果我被抓捕，像林昭、張志新那樣，那麼我們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年代；如果把我送上法庭？應當說我們是一個有缺點，但還是不錯的社會，然而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很安全，照說話，批評我的人照批評，那麼中國社會充滿了希望！」 記者：「你能不能說一下：胡、溫兩位領導人對你這封公開信……？」 最近，我已拒絕了路透社、美國之音、泰晤士報記者的採訪。還有衆多中文媒體的採訪，我的回答是一致的：「對不起，我不想接受對政治問題的採訪。因爲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傳家。我那封公開信只是作爲一個公民向最高領導和社會陳述自己的觀點，說完了就完了，不必要重複。我作爲企業家，還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對記者很不禮貌，使他們很失望，但是沒有辦法，因爲他們提出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無法應對。因此，在衆多記者的追問下，我又關掉了電話機和手機，今天，在我發出公開信的一個月之際，我就揀幾個重要問題作一個統一的回答吧！—— 問：「您的公開信目前胡、溫兩位領導人有什麼表示嗎？」 答： 「不會那麼快。我提的都是重大問題，領導人和領導層應當有考慮的時間。但是我相信：胡、溫兩位領袖都受過很好的中國傳統教育，他們很親民，能體察民情民意。政治局常委裏的兩位新秀習近平和李克強，他們是經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主運動洗禮的政治精英，他們懂得只有爲中華民族建立功勳，他們才能獲得中國老百姓的擁護，獲得他們同時代的政治夥伴們的認可。」 問：「那麼你怎麼解釋當前你的公開信在國內的互聯網上被全部封殺？」 答：「這是共產黨人的習慣。基層的共產黨幹部和互聯網上的網警只要看到對共產黨不利的任何東西，他們都會習慣性地封殺。我的公開信對中國社會的衝擊力較大，作爲高層考慮這封公開信不能馬上進入全社會，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保持沉默也是應當的。」 問：「當前不少左派學者已經在互聯網上公開批判你了！這是不是在製造輿論？外界評論這是抓捕你的前兆！」 答： 「沒那麼嚴重。因爲他們畢竟是少數人。從我發表公開信的一個月來，我所收到的幾千個信息，也可能是上萬個信息，因爲我把電話掐斷了，手機也經常關機，反對我的只有六、七個，最多不超過七、八個，其中兩個是威脅信息，一個通過郵箱，一個通過手機短信，我都能記住。那麼在互聯網上，我看了：反對我的文章和帖子不超過５％，最多不超過８％！而且很多是重複，一看就知道，這是網絡特務所爲！ 所以，從已經被封殺的互聯網上也可以看到：中國已經不是３０年前，４０年前，更不是５０年前的中國了！５０年前，《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這是爲什麼？」就可以掀起一個全社會的反右派運動；４０年前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可以把個中國搞得稀里嘩啦，一切都被批倒批臭；３０年前「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情況就開始不一樣了，儘管還能掀起個全國性的羣衆運動，但天安門廣場上同樣一個羣衆運動，使中國的情況發生了變化。２０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如果不使用坦克和鄧小平的威信，可以想像是什麼結果！ 所以，當前左派知識份子對我的批判，並不代表『黨媽媽』的意志。我想最多是『黨媽媽』測試一下民意而已。而且我想，『黨媽媽』應當拍拍這些人的頭：『少說一些！』因爲他們把『黨媽媽』孤立起來，把『黨媽媽』放到人民的對立面！」 問：「海外媒體看了左派對您的批判，沒有新意，你難道不給以回答嗎？」 答：「從民主的角度，用民主的習慣和方法：我們應當互相尊重對方的人格，不塗鴉，不進行人身攻擊。我的觀點已經在公開信中闡明，沒有必要重複，更沒有時間和精力辯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讓實踐來驗證結果，來爲我們作結論吧！ 但是，有人將我公開信中呼喊中國出現葉利欽和號召進行藍色革命，說成是『動亂動員令』！這我就不能不作必要的反駁了！ 葉利欽，就那麼可怕嗎？我提葉利欽就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可我們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把葉利欽擁抱得那麼緊，親得那麼熱，這些人的神經卻不動！—— 嗚呼！ 葉利欽，在當前的俄羅斯，官方的極高評價，我們不說。在民間，他已經是：口頭贊成民主並行動實踐民主的政治工作者的代名詞！我們的左派學者就如此害怕這樣一位政治工作者！ 儘管我國憲法明示：公民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考慮到我國的國情，我沒有資格和權力禁止人們遊行和示威，但是我倡導不要遊行和示威，甚至我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如果有政治改革的訴求用嘴巴講出來，都有可能因此被誣成反革命，我就乾脆提倡打啞語，拍拍手做個手勢，集體的訴求就穿件藍色衣服，扯塊藍布，這就是『暴動』啦？ 那麼怎樣才不是『暴動』啊？是隻豬也要叫啊！我都不主張人們叫了，只是鼓鼓掌都不行啊？ 天啊，我們的左派知識份子，您的知識哪裏去了？您要把自己的同胞壓制到何種境地？難道您要把中華民族從封建社會再一棍子打回到奴隸社會嗎！ 把我們左派知識份子的邏輯和言論拿到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國際場合，作爲同胞，我都臉紅！」 問：「那您就駁斥他們的言論吧！」 答：「沒有必要。但我要對某些年輕人作點引導，他們認爲：我們中國民主還不成熟，只有在專制政權領導下才能有所作爲，中華民族才能崛起！—— 他們錯了！ 我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十幾名同學忙裏偷閒去遊長城。腳踏長城，背靠箭牆，我突發奇想，發表了一番宏論：『喂，你們聽着！我們腳下的長城很偉大，你們想過沒有？要是沒有孟姜女哭長城，要是沒有那幾十萬白骨堆築的犧牲，哪能留下這偉大的長城？偉大就意味着要有犧牲！斯大林犧牲了上百萬布爾甚維克，才能使偉大的蘇聯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存在下去。今天，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要使全球一片紅，怎麼會沒有犧牲？讓我們爲偉大領袖的偉大成就去自覺勇敢地犧牲吧！在成就偉大的歷史使命中成就和實現我們自己吧！』——在那個時代的氛圍裏，我這番激情投入的演說，下面是一片喝采和掌聲。今天想來，這番演說是多麼的荒誕無稽！ 當時，我幻想着，文化大革命結束，偉大領袖會派遣或授意我去東南亞或非洲，我會成爲那裏的格瓦拉！爲了鍛練和考驗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三天三夜絕食，不喝水，以後染上了胃病，直到今天。 後來的事實證明：所謂世界革命是神話，我們只是參與了一場禍國殃民的權力鬥爭而已！ 很多年輕人迷信：只有權力，集權，才能實現偉大，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己的業績、價值，甚至偉大! 在現代社會，除了保衛祖國，需要某種集權。而作爲集權的社會制度，只會對國家，甚至對全世界造成災難！ 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儘管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它哪裏能與現代的德國和日本相比美！現代的德國和日本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發揮全體人民的才智，並造福於後代的經濟。但這兩個國家在二戰前，經濟是失衡的，傾斜的，兩個集權國家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是空前的！ 馬克思主義作爲十九世紀中葉，激進的工人運動的思想，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已經發生了改變。只是列寧以一次偶然的成功政變，把這一激進的思想推入高潮。這種以武力奪取的政權，必然是一個集權主義的國家。這種集權主義國家處於權力中樞的人，奪取最高權力是無序的，取得最高權力後，行爲是無度的。例如斯大林，他對俄羅斯人民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毫無貢獻，只憑着十月政變，進入高層權力圈，列寧死後，他大伐同黨。當奪得最高權力後，他的錯誤和失誤給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帶來和造成重大的損失！—— 這讀一讀當代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即知。 那麼當代中國呢？當代中國的和平轉變因爲世界的環境和中國的歷史過程 —— 辛亥革命的歷史基礎和之後顛簸反覆的經驗教訓—— 決定了中國進入和平，必然是民主憲政！臺灣就是明證！ 毛澤東對中國的災難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他出於政治權斗的需要，提出了繼續革命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他爲自己標榜最革命，把赫魯曉夫指斥爲背叛革命的修正主義，把劉鄧定性爲：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通過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中國人牢牢地記住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要 『永不變色』！ ——這樣，毛澤東出於自己眼前的政治權斗的需要，用意識形態的色彩，製造了一條緊箍咒，箍住了他後面的中共歷代領導人，使他們無法完成從馬上到馬下，從革命的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的轉變。使中國社會無法前進，無法進入民主憲政社會！ 從鄧小平開始就沒有這個勇氣，他只能在緊箍咒裏提出『摸』的理論。他摸的結果是摸出了『六四』，出動坦克，給自己潑了污水；鄧小平後面的接班人江澤民也繼續『摸』，『摸』的結果，出了個法輪功！給自己帶來了政治災難！ 難道胡錦濤主席您還要繼續『摸』下去嗎？您又會『摸』出個什麼結果呢？！ （大紀元首發，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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