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左)和麦凯恩(右)。(Getty Images)

这次奥麦在竞选阶段淡化中共因素、甚至将中美关系移出竞选的核心议题，与以前大选中两党候选人抨击中共邪恶的传统大相庭径，实为反常现象。美国学者曾做过研究，几乎所有近期的总统候选人都曾在竞选中发出“关于中国的黑白分明的言辞，然后在位总统后又往回走。”当然也有上台前和上台后反共如一的，如里根。此次两党候选人竞选阶段共同的“软脚虾”现象咋看确实令人费解，而且会直接影响候选人上台后的政策，值得深入分析。

在竞选上，打“中国牌”能得分，不是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反华或不喜欢中国，而是因为共产专制造成的灾难及中共扶植恐怖国家的事实使中国形象蒙羞，使反共成了美国人的共识和价值观。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与克林顿把中国列为“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政”是基于同一原因，即两国都是共产政权。反共才能赢得美国人的共鸣和获得票源。但此次奥麦为何有意绕过中共因素？

是因为中共政权已经不邪了吗？显然不是。从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人权报告看，从北京成千上万的访民看，从监狱和劳改营关押的大量政治异见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看，中共的邪恶程度有增无减。

是因为美国民众不关心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美中关系吗？也不是。含三聚氰胺的毒宠物食品事件阴霾不散。俄亥俄州20万人的失业与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有关。美国各地唐人街成衣厂在中国廉价服装冲击下荡然无存。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去查看256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但商店里充斥的中国产品则是有目共睹。那么究竟为什么奥麦放弃炒作“中国议题”呢？

首先，奥麦对中共本质缺乏了解，为“中国崛起”幻觉所困，过高估计了中共政权的强大和假定中共政权是有理性的。美国原副国务卿佐立克曾提出要中国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反映了美国在不能确定中国将来定位情况下对中共经济和军事膨胀的担忧。但“ 利益相关者”论假设了中共政权的强大和发展。奥麦都接受了这一理论，都以此为基点不得罪中共领导人，而去“鼓励”中共领导人“负责任”，甚至期待中共帮助金融救市。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奥麦双双在大选中有意回避中共话题。

其实，中共是外强中干，正处在崩溃之中。中共内部党员大规模退党；民众抗暴风起云涌；股市房市和整体经济脆弱不堪。从贵州瓮安公民群体抗暴和杨佳杀警看，民众的积怨已到极限，大规模全民抗暴已经来临，中共政权岌岌可危，随时会垮。中共也不具备理性，这从中共将军朱成虎和前国防部长迟浩田不惜与美国打核大战可见一斑。所以，利益并不能制约中共负责任。

其次，奥麦受制于外交智囊或前政府的影响。奥巴马缺乏对华外交经验，其对华政策受其中国问题智囊团支配。在奥巴马300人外交智囊小组中有15位中国问题专家，主要来自克林顿的外交班子，大都与中共官方有“良好”的关系。麦凯恩在对华政策上虽不是任意涂写的白纸，但受小布什政府很大影响。而小布什受老布什影响，在后期基本走了与中共妥协之路。

最后，从根本上说，麦凯恩不是里根，奥巴马也不是肯尼迪。奥巴马在年青、口才和风度上貌似肯尼迪，但其对中共、俄国、伊朗和北朝鲜的摇摆和软弱与肯尼迪在古巴事件中对苏联的果断和强硬相差太远。

麦凯恩虽言称以里根为榜样，但只在年龄和经济政策上像里根，却缺乏里根对抗苏联共产邪恶的无畏勇气和坚定信念，也就难有里根的智慧和成就。里根是第一位在苏联帝国还貌似强大时就坚信共产主义将会垮台、并付诸言行的总统。

里根能成为1952年以来，选前一周民调落后却能逆转制胜的总统决非偶然，因为里根肩负了一项历史使命。里根说：“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最后一页。”当时，西方的主流看法是，苏联仍在崛起，必须与之合作而不是围堵。里根偏偏选择了后者，拖垮和解体了苏共阵营。这一启示对出自传统保守阵营但对选情相对落后的麦凯恩犹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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