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四川农村孩子能鲤鱼跃“农门”考上一流学府，面对的冲击必然很大。不幸的是，四年大学生活留给他的不是北大校训所提倡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强词夺理。他曾因课堂言论辞职，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等从事教育或媒体工作，其文章包括《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等。

范美忠话题引发的是关于道德、师德、诚实、伦理、法律等一系列讨论，然而其言论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挑战了舍身救人的道德理念和教师保护未成年学生的职责，另一方面是他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有力的抨击。在官方引导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后者，中共教育体制成了没人愿揭的脓包。

范美忠很反感中共歹毒的潜意识灌输，比如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威权管制，从小就得牢记“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用鲜血染成的”，要发毒誓“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等，从这个角度看，极权中国需要更多的“范老师”来启蒙民主自由理念，人们应该更多的支持他帮助他。

然而遗憾的是，在他否定中共洗脑教育的恶劣之后，却没能确立一种更好的价值观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不少自由主义者面临同样的困惑：自由民主应建立在怎样的道德基石上？抛开道德伦理，极端自私、毫无约束的自由还是我们提倡的自由吗？自由之兔有在荒野吃草的自由，却没有到人家菜园吃菜的权利。道德是人与野兽的分辨器，人不讲道德，那就是披着人皮的野兽。

从这点看，大陆不少自由精英最缺道德这一课。中共对国人的最大杀戮也在于对中华传统道德的灭绝。恢复传统，重建道德，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而“真、善、忍”作为传统道德的最精华概括，自然也就成为人们最需要的生命之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