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共產黨國家搞的告密和盯梢，不是針對什麼社會、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安全問題，純粹是爲了黨的政治鬥爭，捱整的大都是無辜好人，所以被告密和盯梢整怕了的中國人，都很痛恨這種小人行爲。可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小人行爲，並沒有因爲時間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大陸的年輕學生中頗有一定市場。

2008年11月，華東政法大學的教授楊師羣發了一篇《有學生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文章披露，他被領導叫去談話，說上他《古代漢語》課的學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他，稱他在上課時有批評中國政府的內容，上面已立案偵查。楊教授回憶說，記得下課時有二位女同學找他，眼睛裏已經含有淚水，憤慨地指責他怎麼能批評政府。最令楊教授哭笑不得的是，兩位女生到上面告發時，還添油加醋地給他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近日又有學生向警方報警，說淮陰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苗珍虎，在課堂上大膽放言，支持楊師羣，批評中共及其政府。結果，又有學生用手機錄下了苗教授的言論爲證據。在12月10日下午，警方到學校傳喚了苗珍虎，並將其帶走。

說起學生告密，本人還親身經歷過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全班去北戴河實習，領隊的潘教授能歌善舞，當晚在招待所裏大家圍一圈，欣賞教授的精彩表演。回校後在食堂吃飯時，潘教授的年輕助教跑到我身邊，打聽知不知道是誰去上面把教授給告了，說教授在外散佈了什麼不利黨和政府的言論。我當然不知道，而且我實在想不出那天晚上的娛樂有什麼不利黨和政府的地方，很納悶告密者的政治敏感度真是不同凡響。

不光是學生告老師，現在還出現了學生監督學生。近日有新聞報道說，湖北大學某班級，推行所謂「小天使計劃」，即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監視者，被監視者同時也監視他人，還要定期寫出監視報告；山東德州學院則公開招募「安全信息員」，對全校學生進行「全方位」的監視和控制。

別說國內的，就是到了海外的留學生，很多也成爲中共駐外使領館控制的工具。中共領導人出訪，會遇到抗議中共迫害人權的各種團體。大陸留學生就常常被拉來成爲歡迎隊伍的主力，說是歡迎，這些學生幾乎從未見到過被歡迎的領導人，他們不過是中共組織來故意對付抗議人羣而已。雖然我們看到有留學生開始反思這種可笑的 「歡迎鬧劇」是不是成爲被中共玩耍的工具，相當多的學生依然樂此不疲，誤以爲愛黨就是愛國，中共就等於中國。

大陸年輕學生表現出的這些「文革精神」，讓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感到後怕。是啊，文革被稱爲「十年浩劫」，人們覺得那個荒唐的人倫顛倒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想到在年輕人身上又再現出來，甚至有老共產黨員扼腕嘆息，直呼這些學生「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上面舉的雖是幾個小故事，卻說明了一個大道理。認識到中共不好的人，如果懾於強權政治，而主動放棄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給中共壓力，而幻想着等到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以後，就認爲哪裏還有什麼共產黨啊，那就錯了。這種對中共的無奈和縱容，本身就給中共製造了最「和諧」的「不會變好」的外部生存環境。結果，大家也看到了，「文革」的悲劇就一再在中國重演。文革過去了，結果出現了「六四」；「六四」過去了，又有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那種鋪天蓋地、煽動全民上陣誹謗法輪功的架勢，怎麼會不讓人們想起「文革」再現呢？

事實上，共產黨幾十年統治下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輿論宣傳，早就定型了一整套的黨文化思維模式，橫貫到全部的教育體制和日常生活中。中共的存在，完全有賴於這個黨文化的環境，中共自己當然不會去破除這個黨文化。而在這個黨文化體制下教育成長起來的人，就很難跳出黨文化的框框。只怕給中共再多的時間，中共的陰魂也不會散去。一句話，中共不解體，黨文化就不會消除，中華民族就不會有迴歸正常人類道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