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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现“老人多于孩子” “未富先老”成最大隐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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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方逍临综合报导）中国人口结构正迎来历史性转折。根据最新官方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0至14岁人口，创下1949年有纪录以来首见。这项变化不仅象征中国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引发外界对退休金压力、家庭养老困境、劳动力萎缩，以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高度忧虑。部分学者甚至警告，中国正陷入“未富先老”困境，人口问题恐逐渐演变为经济与国力问题。
老人比儿童多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约14亿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15.87%，首次超越0至14岁人口的15.25%。
中共国家统计局表示，相关数据来自2025年11月进行的“小型普查”，调查覆盖超过2000万人，是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重要抽样调查。
对许多人口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独立人口学家何亚福指出，这代表中国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表示，在退休金体系方面，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儿童人口，未来社会安全退休基金的支付负担将愈来愈沉重；而在家庭层面，老年人口增加、家庭规模缩小，也意味著家庭照护能力正快速下降。
除了老人增加，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正在缩水。
数据显示，15至59岁人口目前仅占总人口的61.89%，远低于10年前的67.33%。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也由10年前的3.1人下降至2.52人。
何亚福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单人家庭与双人家庭增加，某种程度也反映出不婚、不生与晚婚趋势加剧，意味著中国过去依赖大量年轻劳动力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人口红利时代”，正逐渐走向终结。
外界：中国人口红利正式告终
外界普遍认为，“老人多于孩子”不只是人口结构变化，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转折。
《南华早报》分析指出，中国面对的不是单纯人口下降，而是“老年人口快速上升”与“劳动人口同步减少”的双重压力。未来中国将面临工作人口减少、社会福利成本攀升，以及年轻世代负担加重等问题。
不少人口学者将这视为：“中国人口红利正式结束的象征”。
过去数十年，中国凭借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推动出口、制造业与城市化高速成长。但如今，随著人口结构反转，外界忧心中国可能逐步失去低成本劳动优势。
“未富先老”成最大隐忧
比起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中国更令外界担心的一点，在于其可能陷入“未富先老”。
所谓“未富先老”，是指一个国家在尚未迈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之前，就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部分人口与经济学者指出，日本、韩国是在国民收入较高、社会福利制度较成熟后才逐步老化；但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问题突出、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上地方财政紧张，使老龄化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尤其退休金制度差距，也进一步加剧问题。
评论指出，中国退休人口虽超过3亿，但不同群体之间退休待遇差距极大：部分农村老人每月退休金仅有一百多元人民币，而部分体制内退休人员则可领取数千元甚至更高，而中共人数众多的离休高干甚至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每月收入高达数万元人民币。
这使得外界质疑，北京近年积极推动的“银发经济”，是否真能成为中国新的消费引擎。
“银发经济”能救中国吗？
面对年轻世代消费信心不足与总体经济持续低迷，北京当局开始将目光锁定65岁以上退休人士，希望借由养老、医疗、旅游与健康产品打造“银发经济”，并从2025年起大力推动鼓励企业开发针对高龄人群的产品与服务。
官方“银发经济蓝皮书”预估，中国银发经济年产值高达7兆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6%。
不过，时事评论员王赫指出，至少有2大因素，使得中国的“银发经济”构想沦为画饼。首先是，中国“未富先老”，与日本等已开发国家“先富后老”的情况截然不同。 其次是，中国退休金水准落差大。1.8亿城乡退休居民，每人月均退休金200多元；城镇1.2亿退休职工，每人月均退休金3000多元，机关事业单位2000万退休人员，每人月均退休金6000多元。
可见，虽然中国领退休金的有3亿多人，但真正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年人，也就是3、4千万人，很难撑起所谓的银发经济。
从人口问题走向国力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老化带来的影响，未来可能不只局限于经济。
部分分析指出，随著年轻人口下降，制造业成本将上升，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冲击，而养老与医疗支出增加，也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甚至连长期军事动员能力，也可能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影响。
有评论甚至形容：人口老化，可能成为限制中国长期崛起的“隐形天花板”。
从“世界工厂”到“银发社会”，中国正迎来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当“老人比孩子还多”首次成为现实，这已不再只是人口统计上的变化，而是攸关经济、财政、家庭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大课题。
从“政府帮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
在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中，一个重要转折是生育与养老责任的表述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计划生育推行初期，中共曾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作为鼓励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论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与结构。
然而，随著人口形势变化，相关说法逐渐转向“养老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强调家庭与个人责任，并提出“家庭、社区与市场共同分担”的养老模式。
对普通家庭而言，这一转变与老龄化叠加，使“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即一对夫妻需同时抚养子女并照顾四位老人。在老人数量超过儿童的背景下，养老压力进一步加剧。
过去由多子女分担的照护责任，如今往往集中在一至两名子女身上，使中年群体同时承受育儿与养老双重压力。同时，城乡与体制内外养老待遇差距明显，部分农村老人仅依靠一百多元补贴生活，进一步加重家庭负担。
在房贷、育儿与医疗支出压力下，中产与工薪家庭可支配收入被压缩，消费能力下降。随著家庭小型化与单身化趋势上升，“养儿防老”模式也在弱化，部分年轻人开始同时面对父母养老与自身保障不足的双重风险。
一些评论认为，这一变化反映出养老责任正由“国家承诺”逐步转向“家庭自负”。在财政与人口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养老风险更多被转移至家庭与个人。
在“老人多于孩子”成为现实的同时，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口变化不再只是统计结果，而是直接重塑家庭的经济负担与生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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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6/5/27/9532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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